於2004至2006年間，發生轟動一時的南迴搞軌案，此案的發生，不僅撲朔迷離，有如偵探小說的情節，同時，整個審判過程亦曲折離奇，在第一、二審皆認定被告李泰安有殺人之事實後，去年底卻遭最高法院撤銷發回，而目前的更一審辯論中，法醫研究所的重新鑑定卻又翻轉之前的結論，凡此種種，正凸顯出我國極待加強的刑事鑑定制度。
在搞軌案中，最成爭議的部分有二，即是對共犯的測謊報告與死亡原因的鑑定報告。而對於共犯的供述，於法庭審理上一向成為問題，因共犯間為了自我保護，往往會將責任推給他方，若檢方祭出證人保護法第14條第1項的免刑優待，而誘使共犯一方與之合作，則此共犯陳述的可信性如何，可想而知。所以根據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，此種供述必須將之隔開為證人，以接受交互詢問，來保證陳述的真實性。
而在搞軌案中，為了保證供述的可信度，還運用了測謊技術，但關於測謊的運用，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並無任何規定，而是藉由實務運作所發展出來，認為只要得受測者同意，且其身心狀況良好，施測環境不受干擾的自由意志下，而由有測謊技術專業者利用符合科學標準的專門儀器為施測，即具有證據能力。惜在搞軌案中，刑事警察局的測謊報告中，卻出現測謊圖譜遭調整的狀況，不僅無法保持測謊原貌，同時，也凸顯施測者本身可能已有偏見，而不具有客觀性，而造成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所指摘的首要理由。
其次，更成爭議的，即是死因的鑑定報告，因在此案中，除了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外，總共委請四家教學醫院為鑑定，而法醫研究所從一開始，即未認定死者是由蛇毒所致，而僅驗出抗精神疾病的意妥明（ETUMINE）藥物成分，死亡原因乃是一個相當繞口的專有名詞，即「多重創傷性傷害」（multiple traumatic injury）所致，如此的結論，從一開始即未被檢方或法院所採。
而其他四家教學醫院的報告，雖也認為死者本身僅驗出有意妥明的成分，卻也註明無法排除其他化學品中毒的可能，此一結論，成為檢方與第一、二審法院據以認定死亡的重要原因，並成為判處被告殺人罪最重要的證據。
因此，第一、二審判決被告的理由，似乎頗有依據，且在四對一的多數優勢下，法醫研究所的報告似乎就不是那麼重要。惟第一、二審法院似乎都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，即關於致死原因的判斷，是否可以多數決來決定？其次，在四家教學醫院的鑑定報告書中也都註明，有無其他化學品存在之可能，必須再同時參酌第一時間的醫療臨床報告、解剖報告、更詳盡的毒物測試，才足以判定死因，法院單以片面之語認定，顯然過於恣意與草率，而成為最高法院撤銷的更重要理由。
目前更一審中，合議庭雖然再請法醫研究所為鑑定，而排除蛇毒致死的結論，但卻又認為，死亡原因是在酒精加上意妥明產生中毒現象所致，而得出仍屬他殺的結論。如此的鑑定報告，不僅與法醫所之前所做的結論相異，不僅自打嘴巴，且在某種程度，也等於是在眾多的鑑定報告得出一個公約數，實欠專業，更屬草率，且也逾越了鑑定報告只為科學鑑定，而不得為法律評價的本分。
從一個世紀懸案的審判，突顯出台灣刑事鑑定的法制化程度，不僅落後，同時，對於法官與鑑定人間的權責區分，亦屬模糊，這可能都必須藉由法律的修正來為解決。而此案更凸顯出我國法醫專業人才的極端缺乏，以致於鑑定無法專業的結果，則如何儘速培養專業法醫人才，恐才是當務之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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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●作者吳景欽，博士，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。本文為NOWnews.com網友提供，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版權為作者所有，請勿隨意轉載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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